选“布猴”不选带奶瓶的“铁猴”：童年要的是安全感

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陪伴的“一个人”的生活，而近期大洋彼岸的美墨边境移民政策而导致儿童与父母间的分离也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现在，我们希望从科学的角度来谈谈这种亲子分离会对儿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会关注生物伦理学的焦点问题，也就是动物实验的历史与现状。科学实验给出了证明，如果没有情感关怀，即使生存上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他们的童年也会是毁灭性的！

▲图注：婴儿的小手握着母亲的手指。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开始认真研究猴群中的亲子关系。（图/Deposit Photos）

20世纪60年代末，约翰·格卢克（John Gluck）来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他将在著名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的实验室里展开工作。格卢克原本对研究亲子分离充满兴趣，但随着试验的展开，他开始变得很痛苦。早在10几年前，哈洛就拿恒河猴（也叫普通猕猴）做过亲子分离试验，试验对这些动物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彼时，格卢克作为一名研究生研究员，将利用哈洛的猴群来继续研究亲子关系的破裂对智能造成的影响。

格卢克后来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而且在毕业后还和哈洛保持着联系。在格卢克读研究生时，哈洛甚至把猴子送到他的实验室让他进行研究。格卢克和哈洛合作了3年，但在随后的30年里，格卢克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他开始去关注那些参与亲子分离试验的恒河猴的健康状况。格卢克对动物研究充满热情，但他认为之前的动物试验给这种探索的热情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格卢克就主要关注生物伦理学的问题，他就此写过研究论文，甚至还写过一本关于对灵长类动物进行研究的后果的书。格卢克表示测试分离对猴子影响的继续试验很不道德，格卢克从生物学界到心理学界的许多同行都认同这一点。停止这种测试有许多理由与因素，但有一个原因最突出、最有力，格卢克认为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关于亲子分离的根本问题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答案。

▲图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座孤儿院的照片。（图/Wikipedia）

临床医生的研究使得人们对依恋理论有了初步认识与了解。

在历史上某个阶段，医生和心理学家都积极建议父母不要拥抱或亲吻孩子，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造成孩子们软弱、依赖与适应性变差，这种情形从1910年代开始，到1930年代达到高峰。比如说，伊万·巴普洛夫（Ivan Pavlov）对狗的经典条件反射的研究以及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F. Skinner，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的研究就是这种行为主义（behaviorism）理论的来源。这种理论把上述的一些研究适用到人类家庭中。这些研究似乎表明，想要将儿童塑造成强大而独立的成年人，那么就有必要采取亲子分离。家长只需提供家庭结构和孩子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即可。

但是二战结束以后，医生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1946年，本杰明·斯波克博士（Benjamin Spock）创作了《斯波克育儿经》（Baby and Child Care）一书，这是本国际畅销书，在斯波克的一生中卖出了5000万本。斯波克对亲子关系进行专业观察后写了这本书，在书中，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理论。斯波克恳求家长关注孩子的个性化需求，而且要给与孩子如拥抱、亲吻之类的身体上的呵护。

与此同时，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被委任撰写世界卫生组织的《母本行为和心理健康》（Maternal Care and Mental Health）报告。在二战前，鲍尔比对住院儿童和孤儿院里的儿童进行过长期观察，他对制度化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也有过系统研究，他也因此声名远播。

鲍尔比的世卫报告在1951年出版，该报告很长，分为两部分，主要关注无家可归儿童的心理健康。在报告中，鲍尔比把轶事报道和描述性统计数据汇集在一起，描绘出孩子与看护人分离的灾难性后果以及这种分离对孩子身心造成的影响。“部分剥夺（partial deprivation）会带来严重的焦虑、对爱的过度需求和强烈的报复感，然后就导致了愧疚和抑郁，”鲍尔比写道。和斯波克的有点像，这项研究也反对行为主义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上面提到过，就是只将家庭结构和食物生计视为儿童的全部需求。孤儿当然有饭吃，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少的是被爱。鲍尔比认为这种情形会造成永久的、极其悲惨的后果。

多亏像斯波克和鲍尔比这些专家细心的观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亲子关系意义重大且近乎神圣。尽管如此，许多专家认为还缺少一项重要的证据，那就是试验数据。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家一直致力于改进方法，他们希望对自然界的得出最佳的观察结果。在1880年代末期，随机对照试验出现，在20世纪，这种方法也被视为研究的黄金标准，即便在如今，这种方法也在使用。

虽然鲍尔比有临床数据，但他知道，想要把自己的想法推广到全世界，那么就得需要来自实验室的数据。但到了1947年，科学机构要求试验方必须告知并取得研究受试者的同意方可进行，虽然这以后也有反例，比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塔斯基吉市梅毒研究就违反了知情的规定，但总的来说限制更严格了。因此，为了研究目的而强行将父母和孩子分开在法律和伦理方面都是得不到认可的。但鲍尔比在大西洋彼岸的同行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却另有主意。

▲图注：实验室中一只被用于研究的猴子。（图/Wikipedia）

哈洛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对灵长类动物行为进行过无数次研究，他发表的研究论文就超过300篇，此外他还出过相关书籍。不出所料，一项2002年发布的“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的排名中，在被引用最多的研究者这一指标上，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将哈洛排在了第二十六位，排名第一的是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F. Skinner），排名第三十八的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哈洛的试验的确有伦理争议，但正是这些试验奠定了他在《Psychology 101》教科书上的永久地位。

大约在鲍尔比发表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时候，哈洛开始以各种方式来研究猴子的心理极限，这些试验都以科学的名义而进行着。根据格卢克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涵盖历史、传记和伦理学的文章显示，哈洛通过手术改变猴子的大脑，或者对猴子的头骨进行辐射以引起损伤，然后观察这些创伤对猴子神经系统的影响。格卢克还写道，哈洛将一些动物强制关在不锈钢笼子内，哈洛还把这种笼子形象的称为“绝望之坑”，他这么做就是想研究这种单独监禁对猴子大脑的影响。但哈洛最为公众所熟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该研究将在下文详述，这项研究特有详细的图片和视频记录。

行为主义声称食物比感情更重要，为了检验这一点，哈洛设计了一个试验，研究员会将刚出生的幼猴与它们的母亲强制分开，然后让幼猴在两个假替身之间做出选择。一个是替身是由金属丝制成的“铁猴子”，但“铁猴子”金属制的胸部有装满牛奶的奶瓶；另一个替身是由软布做成的“布猴子”，但没有任何食物。如果行为主义者是正确的，幼猴就会选择能提供牛奶的“铁猴子”，而不会选择只能提供安慰却不能提供食物的“布猴子”。

正如斯波克和鲍尔比所预测的那样，情况远非行为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结果显示，幼猴以压倒性倾向选择与‘布猴子’保持身体接触，”格卢克写道。“研究还表明，猴子似乎能通过‘布猴子’获得一种情绪上的安全感，这种依靠状态会持续数年。如果‘布猴子’从幼猴身边被移走，它们会痛苦的尖叫，声音非常可怜。”当幼猴实在太饥饿时，它们才会去‘铁猴子’那里吃奶。

搞行为心理学研究的人应该都了解，哈洛的猴子试验至今仍被视为亲子研究领域的基础。但哈洛的试验一直以来就充满争议。甚至当哈洛在进行试验时，他的一些同行就对此提出了批评。这些同行认为对这对动物太残忍，而且对执行这些试验的科学家来说这也是可耻的行为。不同意见一直存在，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多。

现在也有动物研究和试验，但是会受到相关机构更加仔细的监管和相关法律的制约，比如美国心理学协会这样的专业组织和《联邦动物福利法案》这类法律。许多活动人士和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完全结束对灵长类动物的类似研究，尤其是哈洛这样的试验。“学者应该站在谴责的第一线，这些试验是对尊严和正派的基本概念的背叛，而这些准则应该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坚守，尤其是试验对象属于弱势群体如无助的动物和儿童时，”心理学家阿扎德·阿莱（Azadeh Aalai）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上这样写道。

动物研究并未消失。如今，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对猴子的依恋研究仍在继续。但动物研究已经减少了，新的方法正在出现。自然实验和流行病学研究，类似于鲍尔比所采用的那种，增加了对幼年依恋的重要性的新见解。

苏联解体后，罗马尼亚的一所孤儿院一直充当着研究基地的角色。这座孤儿院被称为“灵魂的屠宰场”，从历史上看，这里的儿童数量和看护人的数量相差巨大，大概一个看护者来照看25名儿童，这也意味这里的孩子们的身体和情感上的关怀需求几乎得不到什么满足。最终，许多在这里长大的儿童都有精神健康问题和行为障碍。这种环境甚至还造成了生理效应。神经学研究显示，通过脑电图扫描发现这些儿童长大后，他们大脑活动处于较低水平。

流行病学研究追踪了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寄养系统儿童的发展轨迹，以了解这些儿童与在传统家庭中长大的年轻人有何不同之处。研究人员发现，在寄养系统长大的儿童中，精神障碍、自杀意念及尝试和肥胖症的风险要更高。在机构环境中，如罗马尼亚的那个孤儿院，很多孤儿的健康数据看起来比寄养家庭中儿童的情况更糟，可能是寄养家庭中孩子至少能得到更多的个性化关注，而前者则没有这种待遇。

▲图注：实验室中，巴甫洛夫的狗被用于研究胃部系统。（图/Wikipedia）

数据对科研来说很重要。毕竟，我们的观察值和视角越多，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理解也就越深刻。动物模型的替代品正处在开发阶段，流行病学方法已在逐渐壮大，或许我们以后不需牺牲动物或人类即可完成相关试验。

关于亲子关系的实验室试验，我们可能早已得到了答案。格卢克认为以牺牲灵长类动物为代价来测试依恋理论的试验应该以哈洛的为终结，他还希望人们意识到用动物试验来证明人类儿童需要同情关怀是个讽刺，因为年幼的动物也很可怜。

不管这些试验被称为母婴分离，还是社会剥夺，或者是托儿所抚养，这些操作都会对受试者的行为和生理造成极其严重的创伤，所以，这些试验就不该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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