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鸣登门请教，培养了一批计算机科学家：这就是上海交大 ACM 班

8 月 29 日消息 中国有这么一只“梦之队”：

• 只花了 6 年，便登顶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世界总冠军，成亚洲首例；

• 20 余年时间里，斩获 6 次金牌，3 次世界总冠军。

也有这么一个“梦之班”：

创办之际便定下目标 —— 培养计算机科学家，培育出一届又一届优秀的莘莘学子；

• 走出来的学生所创办企业，已遍布在众多人工智能方向，这批公司整体估值已达到数百亿元。

• 包括亚马逊 AI 主任科学家李沐、第四范式 CEO 戴文渊、依图科技创始人林晨曦、字节跳动 AI Lab 总监李磊、卡内基・梅隆大学助理教授陈天奇、英语流利说 CTO 胡哲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黎珍辉，等等。

打造了一批又一批计算机界的传奇人物。

这就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 ACM 班，由俞勇教授于 2002 年设立。

甚至在字节跳动成立 8 周年之际，创始人张一鸣在内部信中写道：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公司好多优秀的算法人才都来自上海交大 ACM 班，我特地去上海拜访了俞勇老师。

从交大 ACM 班的成材率，以及后来对 Minerva University 的调研，让我直接认知到教育对激发人的潜力非常关键，并且教育本身也还有巨大的潜力。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教育模式与理念，能够打造、培育出如此成功的班级和人才，也能让张一鸣亲自登门拜访去请教，并对此进行认真思考？

从 ACM 队“总教头”，到创办 ACM 班

要谈俞勇的教育模式与理念，需要从带 ACM 队开始说起。

1996 年的大学校园，还没有社团的存在，校园文化可以说是比较单调。已经在上交大任教十年之久的俞勇认为，学生的课余生活应当更丰富一些。

也就是在那年，ACM 竞赛被引入到了中国，于是俞勇便带头，在学校组建了一支 ACM 队，故事也就从这一刻开始谱写。

初战 ACM，算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第一年便入围总决赛。然而，这之后便没有那么“幸运”，用俞勇的话就是“名落孙山”。

出了问题便要反思，一开始俞勇认为是“硬实力”出了问题，也就是遇到一个题目会不会做。但后来，他却慢慢发现，“软实力”也出了问题。

因为 ACM 竞赛是“三个人一台戏”——3 名参赛选手共用 1 台计算机，在 5 小时内完成十几个题目，所以沟通与协作能力也非常重要。

俞勇较早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便开始在用人、合作战略等方面发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 6 年时间，也就是在 2002 年，俞勇率领的队伍，便夺得了 ACM 竞赛总决赛首个冠军，打破了亚洲零纪录。

而在任教到带队比赛的这段时间里，俞勇越发觉得中国的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大学以前的教育。

有朝一日，按照自己的理念开个班级，这便成了俞勇当时的一个理想。

而夺得 ACM 竞赛总决赛冠军这件事，就成了他实现这个理想非常好的契机。

当俞勇向上交大提出这个想法后，也立刻得到同意与支持。于是，ACM 班就这样正式成立了！

至于班级名字为什么是 ACM 班，俞勇的解释是：

ACM 班的取名，源于一个国际科学教育计算机组织 ——ACM (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

而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 —— 图灵奖，也是由该组织设立和颁发的。这就寓意着 ACM 班旨在培养计算机科学家。

ACM 班是国内最早的计算机特班，当年交大这一举动，竟然揭开了中国高校计算机拔尖人才培养的序幕。

俞勇对此表示道：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高兴看到目前中国各高校相继开设各类明目繁多的计算机特班，可以看出这一培养模式已受到越来越多学校的认可与效仿，推动了中国计算机教育的发展。

“先做人，后做学问，做学问中学做人”

既然创办了 ACM 班，就需要贯彻一个教育理念。

俞勇在十几年的教学、带队中，便总结出了这样一个教育观 —— 先做人，后做学问，在学问中学做人。

拿俞勇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开设这个班级最想做的事情”。那么，同样是计算机类教育，又要如何实现这样的理想呢？

在第一届 ACM 班级，俞勇便开设了一门课程 —— 学子讲坛。

这门课上台授课的并不是老师，而是班级里的学生，而且演讲内容还要求尽量避免与专业相关，可以是天文，可以是地理，也可以是政治相关内容。

总而言之，就是让学生自己去选择一个话题，去找素材，讲的内容要有自己独到见解，并用自己的方式去感染别人，同时还要引发别人的思考。

而台下听讲的学生，也需要在听完演讲后，提出相应的问题，这也是培养学生“提出好问题”的能力。

其实，现在大学中也会设有类似的课程，但大多只有一学期，但在 ACM 班，这门课一设便是 2 年、4 学期。

俞勇对这门课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两年下来，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再者，大多数理工科学生似乎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不善于言辞和表达，这样的课程也让 ACM 班的学生培养了沟通能力。

对此，俞勇回忆道：

有一个学生，平时很少讲话，但是当他上台演讲到最后，依旧不舍得下来，他非常享受这种分享、交流的过程。用非常真切、动容的话语，表达了对这门课程的感激之情 —— 对自己带来了太大的改变。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课程，对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并无益处，但其实并不然。

“我可以请交大最好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还有计算机专业老师”，俞勇说到，“但人才的培养，绝不是拿钱砸出来。经过多年的尝试，的确让我感受到，教育是可以慢慢的对学生产生影响的。”

也就是说，在 ACM 班里，教育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培养与拔高，学生的思想教育、素质教育，那些往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能力、习惯的培养，同样非常重要。

这同样也体现了教育应有的本质 —— 以不变应万变。

知识会随着时代而改变，但唯有这种“应万变”的能力，才能够顺应快速迭代的潮流。正如俞勇所说：

知识只是一个载体，通过学知识，你学到的是一种能力、习惯。以及要把学到的知识，融入到身心那些擦不去、抹不掉的能力，我是觉得这个是真正的教育。

唯有如此，才能够做到「从有限到无限，从已知到未知」的理想状态。

这便是俞勇心中坚持的那份教育观。

极度不平衡的教育资源

秉着这样的一份教育理念、教育观，在俞勇带领下的 ACM 队、ACM 班，确实在计算机教育领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同时，这也给了俞勇更多的机会，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中国教育。

俞勇亲身感受到的一个问题便是 —— 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平衡，有很多学生渴望获取知识，但却没有这样的平台。

这也让他意识到了教育资源的重要性，于是在教育这条路上，俞勇的另一颗种子就此埋下 —— 打破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壁垒。

为此，俞勇做了 2 件事情：

• 成立 AAAI 校友会；

• 创办伯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首先是 AAAI 校友会，这个会议创办于 2019 年，每年会邀请学术界的校友们在会上做分享。

关于这个名字，俞勇解释说：

ACM 班、ACM 队，以及俞勇所带的研究生实验室 APEX，都是 A 字母开头。而且这三个群体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佼佼者。所以希望将“优秀”叠加起来，能够为社会、人类带去更大的力量。

与会的嘉宾都是从上交大 ACM 班走出去的业界优秀人才，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产业界，都具有一定影响。

例如依图科技创始人林晨曦、英语流利说 CTO 胡哲人、字节跳动 AI Lab 总监李磊，讲述他们在学术界走向产业界，以及创业等方面的经历。

也有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黎珍辉，分享如何从“非典型学渣”成为高校终身教授的故事。

还有将技术知识学以致用，应对今年突发疫情，如何用知识图谱来对人流、疫情发展情况做预测的分享。

这样的分享会，给在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难得的交流、学习机会，而更为重要的是后续的思考与讨论，能够激励“后浪们”在这些优秀工作的基础上，增添了“延续”的可能性。

而这，也正是榜样的力量。

至于创办伯禹教育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俞勇身上的一个小故事。

俞勇在教学过程中，一开始是不太喜欢外出做报告，直到有一次，他的博士生入职青岛某大学，盛情邀请俞勇去做一次报告。

报告原定时间是 1 个小时，但是实际情况是讲了 1 个半小时也没有结束，不仅如此，俞勇回到学校之后，还收到了不少学生咨询问题的邮件。

这件事情让他再次深深体会到了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从此以后，只要俞勇有时间，都会接受邀请去做报告，无论是小学、中学、高职高专、大学。

除此之外，俞勇还认为，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教育资源，应当有所下沉。

也就是说，在大学本科以前的教育系统中，就应当开始教授人工智能相关知识。

然而，非常现实的情况是，绝大多数中学并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能力，而大学老师连自己的工作都忙不过来，更没法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下沉”这项任务中。

因此，俞勇所找到的突破口，便是通过社会的力量 —— 创办伯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俞勇要将工作重心，从上交大 ACM 班，转移到教育下沉任务，而是二者兼顾，并行发展：

我并没有偷偷摸摸地去创办这样一个机构，我反倒觉得，这是上交大应当、也是正在承担的社会责任。

俞勇教授寄语

在量子位采访的最后，俞勇教授还对莘莘学子们送上了寄语：

或许很多高中老师会对学生说，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便是完成了人生理想。

但是这种思想一定要改变，上了大学后必须要设定更加远大的理想。这种理想应当是一种人生目标，并且需要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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