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满怀乐观，比尔・盖茨：疫情急性暴发期将在 2022 年结束，办公模式变化会逐渐加剧
IT之家 12 月 8 日消息，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今天发布《历经艰难的一年，我依然满怀乐观》文章表达对 2021 年的看法，以及对 2022 新的一年的乐观预期。
下面是文章内容：
我和保罗创办微软时，有一个共同的愿景：个人电脑有一天会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当年都没有预料到，未来某一天电脑会成为你与世界唯一的联系。像很多人一样，今年我时常一整天下来都只能通过屏幕与人交流。
2021 年因此成为了我一生中最不寻常也最为艰难的一年（我猜很多人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2020 年，在经历了一段相对正常的短暂时间后，新冠疫情颠覆了一切。而进入 2021 年，疫情从第一天起就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尽管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但我们都在适应这一“新常态”。对我来说，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网上度过的。
我经常连续很长时间都没有面对面的社交活动。在会议间隙，我会在院子里走一走，看看不一样的东西。工作之余，我会和朋友们在网上打桥牌，或者跟他们视频聊聊天。接种疫苗后，我开始参加一些小型的聚会，但我的社交生活仍比以前更加“数字化”。
这是一段奇特又令人困惑的经历，我的世界从来没像过去 12 个月这样狭小过。
与此同时，2021 年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2021 年发生了很多具有全球影响的大事件，包括极端天气和新冠大流行的持续影响等等。每次看新闻，你都会感受到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正在对你的家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比如一艘集装箱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滞留一周导致了全球航运延误）。解决重大问题需要跨国界和跨部门的努力，这一点毋庸置疑。
合作一直是我今年工作的主题。基金会的工作依然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我惊叹于我们的团队和合作伙伴在 2021 年取得的了不起的进展。在大部分时候，我们会与所有致力于抗击新冠疫情的人举行在线会议。每次会议都聚焦于一个不同的主题，比如疾病建模或疫苗分配。听到不同的团队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非常鼓舞人心。
虽然新冠疫情是绝对的焦点，但基金会仍然在其他领域持续取得进展。我们的美国项目正与合作伙伴一道，帮助教师和学生们探索疫情时代的教育新世界；致力于性别平等领域工作的同事们正为更平等的全球复苏而努力；全球健康和发展团队找到了创新的方法来保护在脊髓灰质炎、结核病和艾滋病等领域取得的进展，并继续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取得进步（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指出了疫情并没有像我们之前担忧的那样让世界倒退太多）。
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了第一款疟疾疫苗。疟疾每年造成近 65 万人死亡，其中一半以上是五岁以下的儿童，它仍然是低收入国家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2001 年至 2015 年期间，我们资助了该疫苗的后期临床研发，并持续支持优化其有效性的研究。这款新疫苗让我们深入了解如何开发可用于所有年龄段的第二代疫苗和预防工具，并使之更有效，从而帮助我们实现根除疟疾的目标。
这一年，我在气候领域的工作也开启了新篇章。我出版了《如何避免一场气候灾难》一书，并启动了“突破能源催化剂”（Breakthrough Energy Catalyst）和“创新伙伴”（Fellows）项目，以支持对新清洁能源技术的融资、生产和购买。我之所以对拓展这个领域的工作有足够的信心，是因为我看到了“突破能源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所取得的非凡进展，他们正在支持 70 多家优秀的公司。
我研究气候和能源问题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我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有所增加。我还抽出时间做了一些基金会和气候问题之外的事，比如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以及为教师扩大免费的教育资源。
尽管我认为我正在做的这些工作是这一年中发生的最有趣的事，但我知道很多人都关注那个与家庭更相关的话题：我的离婚。虽然梅琳达和我仍在共同管理我们的基金会，并且找到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工作节奏。但我无法否认，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是悲伤的一年。适应变化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无论这种变化是什么。我深爱的那些人，尤其是我的孩子们，在这段充满挑战的日子里表现得非常坚强，这让我深受触动。
除了你可能在新闻里看到的，我的家庭还经历了很多其他变化。我的大女儿珍今年秋天结婚了，她的婚礼是我今年生活中的高光时刻。我们最小的女儿菲比也从高中毕业上了大学，儿子罗里也远在学校，这意味着我正式成为了一个空巢族。少了这些孩子们，家里安静了许多。尽管现在我更容易专注于读书或完成工作，但我更想念他们都在家的日子。
对我而言，2021 年是重大转折的一年，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对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热爱。年终之际，我想坐下来写写 2022 年最重要的四件事：终结新冠大流行的最新进展；为什么对机构的信任度下降可能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阻力；气候变化相关的讨论教给我们如何取得进步；新冠大流行带来的快速数字化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为什么我对新冠大流行即将终结充满希望
我在去年的年终回顾中写道，当我们回首过去，会发现 2021 年比 2020 年有所进步。虽然我确实认为这个预测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印证：数十亿人已接种了新冠疫苗，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正常 —— 但进步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显著，2021 年死于新冠的人数超过了 2020 年。如果你是过去 12 个月里因新冠失去亲人的数百万人中的一个，你肯定不会认为今年比去年有任何好转。
到目前为止，由于德尔塔变异病毒和疫苗接种方面的挑战，我们还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接近疫情的终点。我没有预见到如此高传染性的变异毒株会出现，而且我低估了说服人们接种疫苗并继续使用口罩的难度。
尽管如此，我还是满怀希望地认为，终点在望。再做一个预测可能有些愚蠢，但我认为疫情的急性暴发期将在 2022 年的某个时间点结束。
毫无疑问，新毒株奥密克戎值得关注。包括我们基金会支持的一个名为 GIISER 的网络在内的研究人员们都在抓紧研究以深入了解奥密克戎，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更多信息（比如疫苗或之前的感染能多大程度保护你免受它的侵害)。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任一时期相比，世界在应对危险的变异毒株方面都更有所准备。比起德尔塔，我们更快发现了奥密克戎，因为南非在基因组测序能力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有必要，我们也更有能力制造升级的疫苗。
任何时候出现新的变异毒株都令人不安，但我仍然抱有希望，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新冠将在大多数地方成为像流感一样的地方流行病。虽然目前它的致死率比流感大概高 10 倍，但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可能将这一数字降低一半或更多。社区仍将偶见暴发，但新的药物能够治疗大多数病例，而医院将有能力照顾重症病例。个人的感染风险将足够低，因此你在决策中不用再顾虑太多。当你决定是否去办公室上班、是否让孩子参加足球赛或去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新冠都不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几年后，我希望每年秋天接种新冠和流感联合疫苗是你们唯一需要想到新冠病毒的时候。
现在我们正开始接近这场大流行病的尾声，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过去两年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能够从全球应对新冠的经历中吸取重要教训，为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尽管疫情的持续时间超过预期，但很多方面进展顺利。首先，我们在疫苗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世界从未像应对新冠这样，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研发和交付了疫苗。事实上，在疫情大流行的第一年就能接种上疫苗（而且是多款疫苗），这堪称奇迹。这一成就归功于全球贡献的多款候选疫苗。疫苗的研发有运气的成分，我们通过尝试多种研发路径来对冲风险。
我认为 mRNA 疫苗最终将被视为应对新冠大流行带来的最重要的技术突破。mRNA 作为疫苗开发平台被证实有效是一个巨大的变革 —— 不仅对于此次疫情，对于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也同样意义重大。现在 mRNA 平台已足够完善，我们将能在未来快速开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
我们还了解到许多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效力，这些信息将为今后的疾病应对工作提供借鉴。非药物干预措施包括口罩、隔离措施和旅行限制等等。过去两年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对防御新冠等呼吸道疾病采取不同措施的有效性。下一次，世界将能更快地部署像口罩等价格低廉且简单实用的工具，各国政府也将对在什么时间以及如何部署封锁等重大防疫策略有更深的理解。
尽管阻止疫情最终还是要靠系统和政府的力量，但过去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我们已经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挺身而出为保护他们的社区做出英勇的努力 —— 从花时间在学生家门口发放教材的老师，到挨家挨户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接种疫苗的卫生工作者。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非洲大陆几位英雄的故事。
治疗的问题一直很棘手。直到最近几个月，我还对在治疗方面缺乏进展感到失望。瑞德西韦很贵，而且并没有那么有效。地塞米松更便宜，也有一定效力，但还不足以对早期阻止疾病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我曾一度对单克隆抗体持乐观态度，但受限于复杂的物流要求，单克隆抗体在疫情初期无法挽救那么多生命，而且它们对变异毒株也不是很有效。
最近传来了两种新型抗病毒药物的消息，让我看到了一些希望。这些是我们在 2020 年就希望得到的治疗方案。其中一种药物，默克公司的莫努匹韦，上周刚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高危人群使用的批准。它能显著降低因新冠住院或死亡的几率（尽管没达到我们最初的预期），它的制造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是一种容易分发的口服药物。
今年在我们知道这种药物有效之前，基金会就支持了一项通过简化莫努匹韦生产流程来降低成本的工作。默克公司允许仿制药生产商生产这种简化配方，以便让更多人获得这款药物。我们最近还承诺提供 1.2 亿美元来确保较低收入国家也能获益，从而挽救更多生命。我只是希望，这个药如能更早出现就更好了。
而最令人失望的就是疫苗分配的不公平。就这个话题我已经写了很多，而且只要有机会，我就会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事情本不该如此。全世界在制造和分发数十亿剂疫苗方面做了如此出色的工作，但低收入国家的高风险人群获得疫苗的数量却如此之少，这让人无法接受。那么多低风险人群先于年长或有潜在疾病的人接种了疫苗，这不合理。未来，我们需要改变世界分配疫苗的方式，并找到加快生产的方法，包括扩大全球疫苗生产能力，并帮助更多国家自行研发、生产和批准疫苗。
另一个有巨大进步空间的领域是寻找对抗虚假信息的方法。正如前面提到的，我认为在包括美国的很多地方对疫苗的需求原本应该高得多，而虚假信息（包括涉及我本人的阴谋论）正在对人们接种疫苗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对机构不信任的表现，而这一趋势是我对 2022 年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信任度下降，让挑战难上加难
最近很多人问我对未来是否仍然保持乐观。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忽视问题的存在，其中一个挑战让我倍感忧虑。
新冠大流行是对治理工作的大规模考验。当疫情最终被终结时，这一切将归功于全球合作和创新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也向我们表明，对公共机构信任度的下降正在造成切实的问题，也正在让我们的应对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根据过去几年看到的情况，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公共机构在推动重大事件方面的能力。
如果我们想在避免气候灾难或防止下一次疫情等重大挑战上取得进展，就需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但信任度的下降使他们更难开展工作。如果你的人民不信任你，他们就不会支持新的重大举措。当一场大的危机出现时，他们也不太可能遵循指导来度过难关。
信任度下降正在世界各地普遍发生。2021 年爱德曼信任度指数（Edelman Trust Index）显示，全球范围内的信任度下降令人担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每当出现大流行病这样的危机时，人们总倾向于找人来推卸责任，而政府是个显而易见的目标。
但这种对政府信任的降低趋势并不是从 2020 年才开始的，疫情只是让这些已经发生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那么，这种趋势到底是谁或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显然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是个重要的驱动因素。这在美国尤其明显，尽管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深受其害的国家。美国人的政治信仰正越来越对立，也越来越根深蒂固，左派和右派之间正分裂出一个越来越难以弥合的鸿沟。
造成分歧日益加剧的原因有很多，包括 24 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播报，追求标题党而非展开实质性讨论的舆论氛围，以及社交媒体的崛起。我对深入了解后者尤为感兴趣，因为它是最受技术影响的因素。
数字通信在帮助人们开展协作、保持联系和促进分享方面具有深远的益处。但社交媒体在传播错误信息方面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正让人们对他们的政府产生怀疑。社交媒体的内容推送已经非常个性化，以至于你根本看不到和你偏好不一致的真实信息。
我认为政府需要规范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用途。在美国，这个话题引发了很多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传播规范。
比如，你不能诽谤他人，也不能通过承诺一些你无法履行的事来骗取钱财，网络电视节目在晚上 10 点之前不能播放暴露的成人画面或使用亵渎性语言，以防被孩子们看到或听到。这些规则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公众。那么为什么政府不能制定新的规则来保护人们免受社交媒体带来的切实伤害呢？这确实不易执行，我们也需要公开讨论其边界，但这仍是可行且必要的。一段谎称新冠疫苗会导致不孕的视频借新闻之名大肆传播，这是不应该被允许的。
随着人们在对立中变得越来越两极化，政客们也更有动力采取越来越极端的立场。过去，如果你不喜欢某个政府部门的运作方式，你会承诺寻找办法来解决问题。而如今，我们正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承诺彻底抛弃制度和规则而当选。
当政府领导人告诉你不要相信政府时，你还能相信谁？这造成了一种叠加效应：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选出了与他们一样不信任政府的政客。然后，当领导人告诉他们，他们正在管理的政府机构有多糟时，幻想就会更加破灭。
写到这儿，通常是我要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了。但事实是我对此也没有答案。我计划继续寻找和了解其他人 —— 尤其是年轻人 —— 的想法。我希望在互联网长大的一代能够对于如何解决这个根植于网络的问题提出新的想法。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创新，尽管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特别是电子政务和让数据更公开化）做出小的改善。对于伟大的科学想法，人们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发表并进行检验，但对于重要的治理理念来说，路径就不那么清晰了。智囊团和专业学者当然可以指出正确的方向，但最终，我们还是需要选择对的领导人，并给他们尝试新想法的空间。
关于进步，我们能从气候对话中学到的
在基金会，我们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进步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改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决心让事情变得更好。它可能不会像你想象的或需要的那样迅速发生，但如果有足够多的既聪明又有思想，同时还富有激情的人一起推动进展，进步就终将到来。
最近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COP26）是对这句话的又一次印证。气候对话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因分歧而阻碍重重的领域。过去有很多争议都是关于我们是否拥有解决气候问题所需的全部手段。现在我们达成了进一步共识，即我们拥有了一些所需的手段，但不是全部，如果我们要避免气候灾难发生，就要优先考虑缩小这个差距。
在这次气候峰会上，我被大家的积极和热情所感染，尤其是与 2015 年的大会相比。放眼望去，你会发现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包括许多政府官员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渴望做出切实的承诺。
与 2015 年相比，我看到的最大变化是对创新的关注。现在有一个广泛的共识，任何到 2050 年实现零排放的计划都要把创新放在首位。私营部门正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一起发挥着核心和必要作用。需要参与转型的各行各业（包括航运业、采矿业和金融服务业）的领导人都在谈论他们关于减少碳排放和支持创新的切实计划，这一切非常振奋人心。
我在这次会议上花了很多时间和人们讨论如何让全世界都能负担得起新的绿色能源技术。如果我们要扩大创新的规模、实现零排放，就要缩小零排放燃料（或技术）和传统化石能源（或技术）之间的成本差异，我把这个差异称为“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成为任何气候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也很高兴看到人们对气候适应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不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群体适应气候变化 —— 尤其是那些依靠自己种植的粮食养家糊口、并承担了最大气候风险的的农民 —— 全球消除贫困的斗争就会失败。即使世界在 2050 年达成净零排放的目标，我们仍然会经历全球变暖带来的显著变化。而这将给中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挑战 —— 除非我们现在就采取措施帮助他们，比如开发更高产、更能抵御气候变化的新作物。
简而言之，这次大会清楚地表明，世界正在积极关注气候问题并取得了进展。会议的成果包括一系列积极的执行方案，如投资清洁技术的新承诺，在 10 年内减少甲烷排放和停止森林砍伐，以及建立一个帮助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联盟。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近年来取得的进步是活动家、官员、商业领袖、慈善家和参与其中的世界公民们合力将气候变化提上全球议程的证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即使在格拉斯哥所做的每一项承诺都得到履行，仍很难实现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我希望世界能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取得的进展基础上继续前进。但我乐观地认为，我们拥有避免气候灾难所需要的动力。
2021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数字化的未来
即使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它带来的许多数字化趋势仍会持续下去。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在技术运用方面有了巨大的飞跃，加速了本来需要多年（10 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看到已有的服务被迅速而广泛地采用，比如在线购物或视频会议等等。我们也见证了更多创新的诞生，而这些仅仅是未来发展的冰山一角。
数字化将会持续发展，我们使用的技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好。我们正处于软件推动创新的起点，我们越多地使用数字工具，就会越多地获得如何优化它们的反馈。世界至少还要 10 年时间才能全面了解新冠疫情对数字化的影响，但我预测我们将在三个领域见证重大的变革。
首先，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办公模式。新冠大流行彻底改变了企业对工作效率和工作场所的认知。头脑风暴、团队会议或是走廊里的非正式谈话等等这些在传统办公环境中的不同场景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我们开始意识到对办公文化至关重要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企业和员工适应这种新的、甚至是永久性的工作方式，这些变化在未来几年只会逐渐加剧。
“我对开展新尝试的可能性倍感兴奋。人们对工作效率的预期已被颠覆，我看到很多重新思考问题的机会，可以发现什么有效，什么无效。”
例如，围绕着是否应该保持远程办公，还是完全回归办公室，或者在两者之间找一个折衷方案，人们都有很多讨论。虽然大多数公司可能会选择二者结合的方式，但具体形式上仍有很大的灵活性。比如是否让员工自己制定工作时间表？是否让员工在周一和周五来办公室工作，或者在这些日子里让他们在家远程办公以避免周末前后的交通拥堵？
公司不必马上做出决定。毕竟一旦新冠大流行结束，情况就会开始恢复常态，那将是对远程办公模式进行效率测试的最好时机。也许你可以让一个团队尝试 A 模式，另一个团队尝试 B 模式，这样就可以对结果进行比较并为每个人找到平衡点。
（值得重申的是，我现在讨论的是办公室性质的工作。新冠疫情几乎扰乱了所有行业的工作，在很多行业情况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或者会以不同于我在这里描述的方式改变。）
此外，我还对技术如何在远程工作中创造出更多的“自发性互动”很感兴趣。
“自发性互动”，恐怕是不在办公室工作的最大损失。假设你曾经和六个人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办公，可以随时抬头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你能知道他们是否想和你聊天、给你建议，或是想休息一下聊聊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在家工作时，这种自发的互动就停止了 —— 你不太可能和同事毫无计划地聊到你之前在客厅开的一次视频会议。但为了在家也能有这些互动的体验，有很多创新正在酝酿之中。
比如，如果你有一个很便宜的第二块屏幕和一个合适的摆放位置，就可以看到你们六个人坐在家中办公的画面。你可以通过屏幕看到每个人正在做什么（除非有人出于隐私考虑而关闭摄像头）。当某人看起来可以进行自由交谈时，你可以点击他们的视频放大，然后开始聊天。这与当今协同办公的工具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而且我们现在也有足够的带宽和软件来做这件事。
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见证更大的转变，让人拥有虚拟体验的软件质量会不断提升，创新的加速才刚刚开始。
在未来两三年，我预测大多数的虚拟会议将从二维图像（我称之为“好莱坞广场模型”，尽管我知道这么形容可能会让我显得有点过时）转向有“虚拟形象”的三维空间。“脸书”和微软最近都发布了他们对此的设计愿景，也让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了这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你最终将使用你的“虚拟形象”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与其他人会面，这个虚拟空间复刻了一个真实房间中的感觉。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用 VR 眼镜和动作捕捉手套等设备来准确捕捉你的表情、肢体动作和音质。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些设备，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推广速度 (促使人们快速转向视频会议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早已拥有了带摄像头的个人电脑或手机)。微软计划在明年推出一个测试版，它会用网络摄像头创造一个在当前 2D 设置中可用的“虚拟形象”。
很多公司都在开发 3D“虚拟形象”，最近我有机会体验了他们的一些模型。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打动了，与我们现在使用的方法相比，最大的改进之一就是“空间音频”的使用，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从说话人的方向传来的，而这个充满立体感的声音仅仅来自于电脑的扬声器，这太不可思议了。尽管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完善，但技术即将帮助我们真正复刻大家在一起办公的体验。
第二个受数字化持久影响的领域是教育。与办公室不同，除了为高年级的高中生提供一些有限的远程教学外，大多数学校将回归到面授课程的教学模式。然而面临改变的将是如何使用数字工具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效率。
创新的数字化教学工具改变课堂的能力取决于孩子们在家里是否能拥有这些工具。疫情暴发以来，数字工具可及性的差距已在不断缩小，并将继续缩小，但许多孩子的家里仍然没有一台像样的电脑和高速可靠的网络，找到提升数字工具可及性的方法与开发创新同等重要。
新冠疫情还加速了动态课程的发展，因为更多的教师不得不在停课期间依靠数字工具给学生布置作业。随着需求的增长，课程设计也变得越来越有针对性，并且在未来几年，会变得更加适应学生和教师的个性化需求。这些数字工具的目标是作为课堂学习的补充，而非取而代之（如果说过去两年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很多孩子 —— 尤其是年幼的孩子，在屏幕前学了一天，效果却不甚理想）。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在网上做作业的时候就能够从软件上即时获得反馈。学习内容也将更具互动性和个性化，能帮你专注于有待提高的部分，并通过给你更擅长解决的问题来增强信心。
如果你是一名老师，就能对学生的表现有更深的了解。点击一个按钮就能知道某个学生可能需要在特定类型的问题上获得帮助，而另一个学生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更高阶的阅读任务。
盖茨基金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这样的创新工具，我很高兴看到过去两年，作为疫情响应的一部分，全球在这方面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
最大的进展是关于数学课程领域的，很多孩子觉得自己不擅长数学，挣扎于对他们目前水平来说颇具难度的数学题，随着课程升级他们会越来越跟不上进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对于可以用技术解决这个难题充满乐观。
盖茨基金会正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新的课程，帮助孩子们建立对数学的信心。我对这项工作感到很兴奋，而且有很多想说的，所以单独写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一些最有前景的案例。
最后，我要讲的数字化领域是医疗服务。远程医疗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它在疫情期间的普及却是个新趋势。过去两年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线问诊，而不是亲自就诊。在线医疗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好，而且我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虽然一些医疗领域逐步回归了线下模式，但我预测有一个领域将会永远改变，那就是“行为健康”（behavioral health）。在线预约有如此多的好处，我认为这一模式将继续存在下去。
只需打开笔记本电脑就可以看病，花费的时间要少得多，而且更容易安排你的日程。就诊时间可以按需而定：如果你必须亲自去看医生，15 分钟的会面可能会让你觉得很不值。但如果是在家里看病，15 分钟就很有意义。此外，许多人觉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看病比在医院舒服。
新工具的出现，让其他类型的医疗服务也可能变得更加灵活。比如，当你要做年度体检的时候，以前需要去医院抽血，检查各项指标。但如果在家就有设备可以让医生远程测量血压呢？如果医生通过你的智能手表所采集的数据，就可以了解你的睡眠状况和心率呢？如果可以在家附近一个更便捷的地方做血检，比如在社区的药剂师那里，然后把结果直接发给医生，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搬到了另一个州，还可以继续选择看你喜欢的医生呢？
这些在未来都可能实现，我很好奇它们将如何改变医疗服务的方式。除了技术和隐私限制，在数字医疗成为真正的主流之前，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些监管障碍。由于目前的许可制度，美国一些州的医生仍然很难为其他州的患者看病。
虽然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其实我们才刚刚开始见证数字化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技术有很大的潜力为人们创造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我不想说所有关于新冠疫情的变化都是积极的，但当我们回顾这段时期，历史既会把它视作一次可怕的灾难，同时也是一个激发了很多重大而积极改变的契机。
我对 2022 感到乐观的理由
我的工作一直由一个简单的想法驱动：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像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挫折可能让人很难相信进步是可能的。不过，我仍然乐观地认为，我们有能力建设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的世界。
但这种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阻止下一场大流行病，我们不能让过去两年的痛苦重演。世界本有机会投资于预防新冠疫情的工具和系统，但我们没有抓住机会。现在是时候从过往吸取经验教训，并采取措施避免这种可怕的经历再次发生。
好消息是，我们不再需要说服世界阻止大流行病的必要性。我们将看到对大流行病防范工作的广泛支持，我对此充满希望，并计划花大量时间推动这些工作。这也是 2022 年我要做的最大、最重要的事。我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将于明年出版，其中列出了我为确保新冠成为最后一次全球大流行病所做的计划。
还有其他很多为 2022 年感到乐观的理由，尤其是在创新方面。我预计被疫情耽误的许多研发工作会加快步伐，取得更多进展。
最让我兴奋的是一种颇有潜力的新型艾滋病预防药物伊斯拉曲韦的临床试验。如今，你可以通过每天服用一片药或“按需预防”（on-demand prophylaxis）原则降低感染风险。尽管目前的两种选择都能提供极好的保护，但前者依赖于定期服药的能力，而后者需要提前计划。
伊斯拉曲韦是一种每月只需服用一次的药物。二期临床试验的初期数据已于今年夏天发布，结果喜人。我期待明年收获更多的好消息，并会持续关注三期试验的进展。基金会资助了该药物在非洲的三期临床试验，该试验已于 2021 年初开始，将在未来几年研究该药物对年轻女性的有效性。
2022 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诊断。最近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可负担且更易获得的阿尔茨海默症血检工具将在明年获批。虽然这对尚无治愈方案，甚至无法减缓病程进展的患者来说并非重大突破，但这个诊断办法将加速探索突破性治疗方案的进程。
我也期待突破能源基金、“突破能源催化剂”和“创新伙伴”项目的进展，从而让每个人都能更容易、更可负担地获得创新的清洁能源。这些项目正在广泛的领域实现突破，但其中的许多领域还需多年的努力才能带来改变。大家可能很快就能看到成果的一个领域是让绿色氢燃料变得更可负担，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氢燃料可实现长期的能量存储，并可用于大型飞机和工业制造。
进入一种“新常态”
我从来都不热衷为新年下决心、定目标。对于 2022 年，我心中也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尽管我还有几周的时间可以想出一个来)，但我希望明年能比今年更加安定。
人类天生抗拒改变，无论是过去两年的全球巨变，还是家庭生活的改变，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想，2022 年将是我们许多人最终适应疫情“新常态”的一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随着新冠病例持续减少，就能多去办公室。我还希望在家里找到一种新的节奏，因为三个孩子都搬走了，我不用再留出固定的时间陪伴他们。我期待花更多的时间通过博客和其他平台和人们多交流。我还想保留我的一些“新冠时期的习惯”，比如在 YouTube 和 Wondrium 订阅频道上观看大量的教育视频，因为这是学习晦涩话题的好方法（我现在对玻璃制作、观鸟和美属萨摩亚历史的了解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我希望你们和你们所爱的人也能找到创造新习惯的办法。毋庸置疑，新冠大流行将带来巨大、持久的变化，人们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理解这些变化，这可能让人感到害怕。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曾写道：“人们通常害怕改变，因为他们害怕未知。但纵观历史，唯一确定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世界曾经适应过破坏性的灾难，我们也会再次适应。与此同时，我祝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新年。
本文翻译自 Bill Gates 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在 gatesnotes 发表的文章《 Reasons for optimism after a difficul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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