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外媒体报道，论是在医疗领域，还是我们“欺骗”自然的能力，技术的发展都在带来无数全新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改造了多种农作物，创造了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但是，将类似的改造技术应用在人类身上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应不应该这么做？如果可以，那这些应用能走多远？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位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诞生，这也标志着体外人工受孕（IVF）技术的成功实现。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基因操纵“摆脱”疾病，那么按照同样的原理，我们也可以“增加”对其他形式疾病的额外抵抗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造”和“生命”这两个词似乎只在科幻电影和反乌托邦小说中才有意义。我们都知道类似的故事：孤独的科学家为了友情或军事目的，制造了某种人工生物；这种生物开始了解人类的生活；最终，它接管了地球，并将我们所知的地球生命推向灭绝。
在当前围绕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的语境下，“人造生命”这个词组的出现频率似乎越来越高，这也反映了我们目前所处的生活现实。人类社会并不只是在科幻小说中探索“创造”生命的概念，而这一思潮也不是过去几年才出现。相反，在最近的历史中，关于这一概念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位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诞生，这也标志着体外人工受孕（IVF）技术的成功实现。现在，体外人工受孕技术的应用已经相对普遍——自路易丝·布朗诞生以来，已经有超过600万婴儿以这种方式出生。然而，在路易丝·布朗出生之前，这种在女性身体之外受精的方法被视为干预生命的边缘科学，并且几乎没有得到媒体和科学机构的支持。
康妮·奥巴赫（Connie Orbach）是一位科学传播者和广播制作人，2018年夏天，她作为策展人在伦敦的科学博物馆推出了IVF40周年展览，向公众展示了这项技术充满争议的历史。她说：“与所有事情一样，在被视为有用和瞎折腾之间，存在一个浮动的尺度。”
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说，IVF就是允许两个因为某种原因无法生育的人，拥有他们想要的婴儿，就像其他人一样。但是，在1978年，萦绕在这一技术周围的评语包括“试管婴儿”、“设计师婴儿”，甚至“弗兰肯斯坦科学”等等。
“20世纪60年代的IVF技术可能就像今天的基因编辑技术，但我们的观念随着时间推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康妮·奥巴赫说，“似乎当生活中发生有意义的变化时，人们的观念才会改变。”
不过，仅仅因为一个创造生命的例子结果不错，并不一定意味着未来所有的尝试都会如法炮制。彼得·米尔斯（Peter Mills）是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Nuffield Bioethics）的副主管，他的工作是调查未来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意义。目前，他的团队正在研究人造生命在人类生殖以及畜牧生产（人造的农场动物）等领域中的影响。
彼得·米尔斯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正常”的概念——我们赋予事物“正常”状态的依据是什么？举例来说，我们已经可以调整胚胎，使其不会患上某种遗传性疾病。这可以说是让胚胎“公平竞争”，并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人类生存下去，而不是以某种“科学上增强”的生活方式生活。
但是，这种能让遗传疾病患者越来越少的“公平竞争”，会在什么节点转变为引入额外“超人”特征的“军备竞赛”？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基因操纵“摆脱”疾病，那么按照同样的原理，我们也可以“增加”对其他形式疾病的额外抵抗力。考虑到接种疫苗的成本，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公共卫生策略。
▲20世纪60年代的IVF技术可能就像今天的基因编辑技术，但我们的观念随着时间推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是为一个出生时肌肉量过少的人增加额外的肌肉呢？再进一步，如果是为想要变得更强壮的人增加额外的肌肉量呢？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更多地与个人选择联系在一起。划定界线有时可以十分简单，但在其他时候，又可能非常复杂。
“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我们所获得的信息，比如产前筛查中有关唐氏综合症的信息，来考虑人们决定不进行某种编辑的难度有多大，”彼得·米尔斯解释道，“相关的规范已经改变，以限制唐氏综合症患儿的数量，但这距离消灭那些可能生育出低智商儿童的人其实并不遥远。”
“规范的改变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需要有条不紊地改变，并且是以一种考虑到这些变化的方式，特别是对于处在脆弱地位的人们——那些可能受到间接影响但实际没有参与这些特殊选择的人，”他补充道，“一个例子是，如果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人数减少，因此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也越来越少，那么对于那些有其他发育需求，但可能无法或者没有被‘编辑’的人们来说，应该做出哪些行为和资源上的改变呢？”
然而，围绕人造生命的对话并没有局限于生物学的发展。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世界的热门话题，许多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作为核心技术，这就提出了关于人类与似人类数字产物互动的伦理问题。
英国开放大学高级讲师、开放数据（Open Data）专家托尼·赫斯特（Tony Hirst）博士对人类每天使用的技术系统如何影响更广泛的人类行为十分感兴趣。
有人担心，随着我们与语音助理和聊天机器人之间的关系趋向于苛刻和专横，这种行为或许会转化为针对其他人的态度。“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像关于电脑游戏和暴力电影的争论，”托尼·赫斯特说道。
一种观点声称，“我只是以辱骂的方式朝着女声智能助手大喊，并不意味着我会对伴侣这么做”，因此这种行为不会转移。但是，另一方的观点则提出，“如果你以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对待某种事物，那这种行为在什么程度上才会转移？”
不久前，谷歌公司推出的智能语音助理技术“Google Duplex”在对话中增加了“额”、“嗯”和“mhmm-hmm”等语气词，进一步模仿了人类的真实对话。许多人开始担心利用这种技术的恶意企图，因为机器可以通过这一方式让人以为它们是真人。
亚马逊公司的虚拟助手Alexa也成了大新闻，据透露，它的“魔力单词”（Magic Word）功能可以奖励那些说“请”（please）和“谢谢”（thank you）的孩子，并且对于那些还没学到字母“L”，只能说出“Awexa”的孩子做出回应。这引发了有关机器在幼儿请求的背后做出现实决定的问题。
当然，这两个例子的积极因素都很明确——功能更强大的数字助理可以节省你的时间，并且让孩子更有礼貌。
创造不同形式的人造生命有着复杂的伦理含义，似乎没有一种正确或错误的答案。而且，这些技术发展的影响和反响可能只有在它们应用于社会之后才能为人所知。
▲有人担心，随着我们与语音助理和聊天机器人之间的关系趋向于苛刻和专横，这种行为或许会转化为针对其他人的态度。
谁也不知道40年后我们会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但如果说我们能从IVF技术的故事中学到些什么，那可能就是对新兴科学的初期看法有时候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但同样地，我们还从未见过像今天人工智能这样日新月异的计算技术，因此各方面的关注和担忧都应该被提出来并加以讨论。
康妮·奥巴赫认为，尽管更有争议性的技术仍然远未实现，但我们仍然有必要现在就进行讨论，以更负责任地规划这些技术的未来发展。“我们正在谈论的许多事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说，“但同样地，它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出现，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这样无论我们决定做什么，都要在某个框架内完成。”
“人们必须保持乐观，”彼得·米尔斯说，“一般来说，人们往往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可能不是以最顺利或伤害最小的方式——但通常而言，人们会在社会中彼此做出反应，而且是道德的。”
随着我们向前迈进人造生命的更多领域，希望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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