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各地的几十个科技中心，都梦想着追赶硅谷。在即将过去的 2020 年，这些梦想终于开始变成现实。
如今，“硅谷的 VC 一条街”已不再是初创公司创始人寻求融资的唯一场所。“网络峰会”（Web Summit）联合创始人兼 CEO 帕迪 · 科斯格雷夫（Paddy Cosgrave）称：“硅谷总有一天会像今天的底特律一样。”众所周知，底特律是曾经的 “汽车之城”。
加拿大驻旧金山和硅谷总领事拉娜 · 萨卡尔（Rana Sarkar）称，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科技的普及速度加快了 10 年”。在疫情爆发之前，北美和欧洲的中等城市，以及亚洲的主要中心，都在创建创业加速器，努力赢得当地人才或吸引风险投资。（在疫情爆发前，这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指标之一。）
而如今，更多的是让人才留在你的公司，无论这些人才在哪里。云端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公司奥克塔（Okta）CEO 托德 · 麦金农（Todd McKinnon）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可以更广泛地吸引人才，让他们在任何地方工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出高水平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长期以来，硅谷吸引人才的能力，一直与斯坦福大学等学院，以及充裕的风险投资联系在一起。如今，虽然斯坦福的发展势头强劲，但帕洛阿尔托（Palo Alto）著名的 “沙山路”（Sand Hill Road，硅谷的 VC 一条街）已不再是初创公司创始人寻求融资的唯一场所。目前，全球最大的科技风险投资基金是软银旗下的 “愿景基金”（Vision Fund），该基金由日本人所有，沙特提供资金。
现在，初创公司还可以上网进行交易。或者，他们可以在葡萄牙的 “网络峰会 “（Web Summit）等活动中建立联系。正常情况下，该峰会每年会吸引 10 万人参加，在塑造世界创业生态系统方面，较其他活动都更胜一筹。
“网络峰会”联合创始人兼 CEO 帕迪 · 科斯格雷夫（Paddy Cosgrave）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硅谷总有一天会像今天的底特律一样。”众所周知，底特律这座城市已经从汽车业黄金时代走向衰落。科斯格雷夫说，技术和人才会集中一段时间，但在帝国和时代重复的模式中，技术和人才总是会继续前进。
今天，人均创业数量最多的国家是以色列。而美国仅排名第十。
与此同时，美国经验丰富的科技投资者和企业，也在寻找其他适合投资和创业的地方。美国在线（AOL）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 · 凯斯（Steve Case）已经意识到，其他地方和公司正在崛起。英国亿万富豪风险投资人迈克尔 · 莫里茨（Michael Moritz）如今正押注于瑞典，担任瑞典金融科技公司卡拉纳（Klarna）的新任董事长。
最近几周，从甲骨文（Oracle）到惠普（HP），从特斯拉到 Palantir 等老牌公司，都纷纷宣布将总部和生产基地搬出加州。尽管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对加州治理和税收制度的象征性抗议，但这些决定引发了一场关于 “硅谷式创新是否能带来世界所需变革”的辩论。
斯坦福大学 “全球数字政策孵化器”（GDPI）的执行董事艾琳 · 多纳霍（Eileen Donahoe）称：“从某种程度上讲，离开硅谷反映了一种逃避加州规章制度的愿望，这有点像是逃避责任。而逃避只会让那些不太倾向于支持等式中创新方面的监管部门获得力量。企业和监管机构需要认识到，我们既需要创新，也需要对公司所在的更大社区负责。”
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 · 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的前合伙人本尼迪克特 · 埃文斯（Benedict Evans）表示，与甲骨文和惠普等传统公司的选择相比，初创公司做出的选择对硅谷的未来更重要。埃文斯说，初创企业并没有 “拒绝硅谷创业模式，但它们被房价和生活质量赶走了。”
介于 “初创公司”和 “老牌科技公司”之间的是 “中年公司”，2020 年他们为该行业提供了最大的成功。要知道他们是谁，看看总部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以及总部位于渥太华的电子平台 Shopify。
Shopify 并不是加拿大唯一的科技成功故事，如今，该国的科技行业已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行业之一。加拿大驻旧金山和硅谷总领事萨卡尔表示，在截至 2020 年的五年里，多伦多创造的科技工作岗位比旧金山湾区、西雅图和华盛顿大都会地区（亚马逊新的第二总部所在地）加起来还多。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科技中心，但包括渥太华、温哥华和滑铁卢在内的其他城市的增长速度更快，推动加拿大的科技劳动力人数达到约 90 万人。
加拿大与其南部邻国共享时区和文化，多伦多和渥太华的租金约为旧金山湾区的一半，这一点很有帮助。但是萨卡尔说，加拿大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投入资源创造 “内在优势”，比如早期的人工智能投资、公立大学和一个庞大的移民项目。萨卡尔把它们统称为加拿大的 “大规模吸引人才的武器”。
萨卡尔希望那些 “有意增长”的初创公司，把加拿大作为自己的家。他认为，帮助人们 “建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更符合千禧一代和 Z 世代企业家的需求。目前，萨卡尔正在努力吸引 25 万加拿大人（以及他们的公司）中的任何一个人回国。
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的国际政策主任玛丽埃特 · 沙克（Marietje Schaake）说，我们现在已经处于 “真正的追赶时刻”，民主政府正在寻求 “制衡硅谷巨头已失控和过大的权力”。自律 “显然没有奏效，信任已经耗尽”。
沙克认为，大西洋两岸正在上演同样的一幕：欧盟本周宣布了一系列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的法律草案，而美国各州也在接连提起诉讼，目的相似，包括最近来自 30 多个州的一起要求谷歌分拆的诉讼。两党议员都在围攻科技 CEO。
沙克说，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的信息似乎是，硅谷需要一种新的、更负责任的模式。如果硅谷的投资者和创新者不想改变，“还有更多容纳创新生态系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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