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年逾六旬，但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显然没能做到“耳顺”。他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就自由软件与意见相左人士展开激辩。
“自由软件不等于开源软件，你们完全弄错了。”在接受新浪科技专访时，他以此作为开场白。而在稍后的一场演讲中，他对一个慕名而来的粉丝表达了同样的不满，并要求对方用一张带有“Free Software(自由软件)”标示的贴纸，遮住身上T恤的“开源”字样。
1953年出生的斯托曼早已功成名就。他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并进入麻省理工大学(MIT)人工智能实验室，成为一名程序员。他和同事们构建了一个软件分享社区，与圈子内外的程序员和科技人士分享代码、交流心得，一起对软件进行迭代开发。
但从1980年代起，商业大潮席卷整个IT行业，IBM、微软和苹果先后崛起。斯托曼的大多数同事们放弃了初心，转而编写“非自由软件”。黑客精神也开始异化，从最初的自由、分享、合作，转向强调攻击、破坏和入侵。
而斯托曼选择孤独前行，启动GNU自由操作系统项目，开发文本编辑器Emacs等核心软件，逐渐成为自由软件运动精神领袖。他也因此被称为“自由软件之父”，并获得众多声誉，包括麦克阿瑟奖、前线基金会先锋奖等，并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在全球诸多大学担任荣誉教席。
然而，显赫的名声并未为斯托曼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崇高的地位。直到现在，他仍需要靠世界各地的飞行演讲赚钱，受关注程度也远不如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特斯拉汽车CEO伊隆·马斯克等新一代硅谷偶像。
与来华时鲜衣怒马、前呼后拥的库克、马斯克等人相比，斯托曼走在北京街头，几乎无人能够认出这位大名鼎鼎的自由软件布道者。他五短身材，大腹便便，走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灰白头发约有一尺长，而络腮胡子的长度与之相仿；挎着两个黑色旅行包，一身不知名牌子的浅色休闲装，和任何一个美国游客没有太多区别。
作为一个与企业没有瓜葛的自由人，斯托曼在接受采访时直抒胸臆，没有商人式的犹疑与油滑。他以尖锐的遣词造句和惯用的大嗓门，抨击大公司，抨击美国政府，抨击教育体系，甚至抨击一切不认同他的观点的人。
在斯托曼看来，“自由软件”才是王道乐土，其余皆为异端邪说。“自由，而非免费”是他最喜欢的表述，也是他对“自由软件”精神的极简概括。
生活态度
对于斯托曼而言，“自由软件”不仅是形而上的科技、道德和哲学命题，而是延展至形而下，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一款软件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是“自由软件”？斯托曼给出了四个标准：用户能够自由运行软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软件，并与他人合作，进行软件的再次开发；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的修改版本。
“自由软件”不仅意味着开发者需要将源代码公开，提供给需要的人，还意味着软件不能被后续的迭代开发者或企业用于专有目的，即不能“非自由化”。这与主流的知识产权观念相抵牾，而斯托曼甚至不承认知识产权的存在，认为它是一种欺骗。
斯托曼认为，一款软件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标准，就是“非自由软件”，其特点是软件控制用户，而软件拥有者控制软件。他宣称，这是一种“非正义权力”，属于“数字殖民”。
然而，在大公司主导软件开发的当下，真正“自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少之又少，基本局限于GNU/Linux平台及相关应用程序。斯托曼当然不肯选择“非自由软件”，这就导致了他的选择余地很小，陷入了一个有关自由的悖论。
他的办公设备是一台古老的上网本，屏幕仅有10英寸大小，CPU则是非主流的龙芯处理器。由于硬件配置远远落后于时代，这款设备的性能非常低下，就连打开网页的速度也要比主流笔记本慢很多。
但是，当被问及为何不换用ThinkPad或MacBook时，斯托曼的不屑溢于言表：首先，这台电脑的性能已经能够满足他的需求；其次，它能够在BIOS、硬件驱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层面上全面使用自由软件，这是其他笔记本都做不到的。
他不使用智能手机。事实上，他甚至不喜欢看到别人在他面前使用搭载封闭系统的iPhone，而Android手机也只是勉强可以接受。当他需要打电话时，要么使用固定电话，要么借用别人的手机，因为“这样‘老大哥’就不知道是谁在打电话，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了”。
斯托曼厌恶手机，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手机必然会收集用户数据，并提供给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他说：“手机的基带芯片有一个通用后门。当我们谈及Android等系统的自由软件时，一般停留在用户软件层面；但基带芯片搭配的软件绝不是自由软件，NSA能够借此获取数据。”
大公司的贪婪
斯托曼毫不掩饰对大公司的憎恶。“非自由软件的恶，源于大公司的贪婪。”苹果、微软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恶极，只有谷歌尚可入得法眼，但也不过是“尚未变坏”罢了。
那么，这些公司是怎么作恶的呢？斯托曼认为，他们将软件改造成“恶意软件(malware)”。“他们的软件会监控或是限制用户，即所谓‘数字手铐’；他们植入后门，甚至把数据上传给审查机构——苹果是始作俑者，而微软亦步其后尘。”
在他看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聪明而贪婪的商人”，而苹果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因Android允许用户安装未授权应用而得以幸免。
这种偏激的人物评价方法已经让斯托曼遭受了不少非议。3年前，当乔布斯去世时，斯托曼在个人网站上称，“我不会为他的死而高兴，却会为他的离开而高兴”。此言一出，舆论一时哗然。
而在上周末接受采访时，斯托曼对此解释道：“我不会庆祝任何人的死亡；但是，我很高兴乔布斯不能够再危害人间了。”他认为，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evil genius)”，他弄懂了如何把电脑打造成数字监狱，并让它们光彩动人，使人们自愿“入狱”。
他的“结案陈词”是：“乔布斯造成了永久的伤害；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竭力消除这种伤害。”他还表示，苹果设备的“越狱(jailbreak)”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甚至应该立法禁止生产封闭设备。
对于谷歌，斯托曼认为只有两款服务尚可一用：搜索引擎和Gmail服务，它们可以在自由软件的环境下运行。但即使是谷歌搜索，他也要在别人的电脑上使用，以防“谷歌知道我浏览和搜索了什么”。
远离网络
斯托曼对于自由软件的极端推崇，甚至上升至了善恶层面。他说：“非自由软件是恶，而自由软件是善在IT领域的部分体现。”他还把那些不使用自由软件的人称作“蠢蛋(sucker)”。
这种观念让他对整个互联网，乃至整个科技圈产生了浓厚的不信任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阴谋论的桎梏。在他看来，与自由、安全、隐私相比，便利性可以忽略不计。
他用一款古老的软件从互联网上下载电子邮件，然后断开网络连接，写好回复，然后再连上网络，批量发送邮件。他会在无法上网的航班上写好邮件，待落地后联网发出。与喜欢“时刻保持在线”的普通网民不同，他在大多数时间里玩的都是“单机版”。
他不使用Facebook，因为这同样会导致个人数据被收集；WhatsApp等基于手机端的社交应用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足为道。只有Twitter得到了部分认可，但他要求用户在“发推”之前禁用浏览器的Javascript，因为Twitter会利用它推送非自由软件。
他不懂社交传播和病毒营销。他没有博客，没有社交网络个人主页，也没有在YouTube上开通自己的频道。他的个人网站也非常简陋，只有一些文字和超链接，谈不上有任何美学角度的考量，简单粗暴。
斯托曼的顽固让他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一块棱角分明却百无一用的化石。然而，原教旨式的繁杂行动纲领让他感到满足，并期冀推而广之，惠及世人。“我已经摆脱了非自由软件。但我一个人逃离还不够，每个人都应该享受自由。”他说。
他想教人们更加理解“自由”的价值：“你必需做出选择：是自由更重要，还是便利更重要？在获取你的数据时，他们会给你一些便利；但在其他场合，他们会让你不知不觉地遭受损失，或是受到限制。”
在他看来，自由软件和非自由软件不是“好”与“更好”的问题，而是水火不容的非黑即白。两者已经共存数十年，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共存下去，但斯托曼的态度却是“不妥协”。“如果想要自由，就没有与非自由软件共存的空间。”他说。
寻求政府支持
但斯托曼也承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自由软件的发展状况都不够理想，基本局限在工作站和微机等企业级市场，以及一小群极客中。
他呼吁个人用户抛弃传统桌面操作系统，转向GNU/Linux平台，并换用完全不会收集用户数据的应用程序。在他看来，“如果你允许一家公司收集你的数据，那就是把自己的喉咙暴露在NSA的屠刀之下。”
但是，用户能够很快接受一个陌生的操作系统吗？斯托曼认为这不是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自由软件活动家马克·希尔(Mako Hill)决定将一所学校从Windows迁移至GNU/Linux系统。他重装了学校所有电脑的操作系统，并告诉大家这是一次“操作系统升级”。虽然软件和图形界面有所不同，但人们都很快接受了变化，使用起来并不困难。
斯托曼反复强调，用户不是“不能”接受自由软件，而是“尚未”了解和接受。许多人并不知道自由软件；但在加以解释后，他们是能够理解这一理念的。“他们愚昧，不代表他们愚蠢。”他说。
但在国家层面，他不相信美国政府会在近期公开支持自由软件，因为它不仅从微软、苹果等大型企业获取政治献金，还有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机构的游说。
不过，自由软件已经在南美取得成功。支持者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等国政府；他们将非自由软件视为来自美国的威胁，是从事间谍活动的工具。
中国政府亦已意识到了过度依赖Windows XP等非自由软件的危险。今年4月8日，微软宣布停止XP的安全更新。工信部随后宣称，希望用户关注XP的潜在安全风险，并将加强支持Linux操作系统的研发；国家工程院院士方滨兴表示，升级至Win7或Win8比续用XP更危险，政府应扶植国产操作系统，逐步替换海外产品。斯托曼对此大加赞扬，称“使用Windows XP简直是疯了”。
国内民众对于自由软件的理解也日益深入。1994年，斯托曼第一次来华演讲，彼时无人知道该如何从自由软件赚钱，也无法想象为了公益而合作开发；如今，自由软件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拥有不少忠实拥趸。
但是，斯托曼空有一腔热血，至今尚未得到国内官方的认可。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自由软件在中国的推广之路将非常艰难。
他希望与官员面谈、传递理念，却始终不得接见，只能在各个高校巡回演讲，或是接受企业邀请收费讲课。与库克、马斯克等人首次来到中国就马不停蹄地拜会官员相比，斯托曼十多次来华，却始终在各种圈子的边缘徘徊。
国内自由软件倡导者、哲思网创始人徐继哲是斯托曼的好友，曾多次策划后者来华。他并不认为自由软件将彻底压倒非自由软件。对于自由软件在中国的发展，他要冷静得多。
“它更大的作用是打开人们的思路，比如说手机应用要求获得大量权限是否必要等。”他说。
斯托曼正越来越不像一个IT领袖，反而日渐向愤世嫉俗的犬儒评论家靠拢。他的个人网站上充斥着各种政论，议题包括“支持绿党”、“抵制《哈利波特》”等，以及“不要和苹果做生意”、“不要和亚马逊做生意”之类的内容。
这位不修边幅的61岁美国老人能让人联想起很多东西，比如哈雷摩托，手枪决斗，西部牛仔，哈瓦那雪茄。他已经不再年轻，也没有了年少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自由软件已成为他的精神乐土。在采访最后，这位老兵自信言道：“我不会妥协，也没有寻找退缩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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