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指出,这9个有趣变化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它们都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引起的,二是它们带来的社会价值大多没有被计入GDP指标中。
经济学诺奖得主、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认为,这个命题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在数字技术时代,忽略GDP之外其他维度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因为衡量方式反馈到政策层面,会给国家在基建、教育、医疗、扶贫等方面的投入产生深远影响。
只有正确衡量价值才能引导发展,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学院院长Soumitra Dutta认为,中国持续二十多年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加上有关政策支持,为后来数字技术的普及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城市拥堵为例,杭州在五年前全国拥堵率排名第二,在地铁等公共交通增加有限的情况下,杭州引入阿里云城市大脑,利用大数据实时调节红绿灯时间,将拥堵排名下降到了今天的全国第35,但缓解拥堵带来的社会价值显然没有得到重视。
会上,罗汉堂秘书长陈龙阐述了衡量数字经济三原则:福祉性、社会性和可衡量性,以衡量及量化数字经济带来的价值。
福祉性指的是,数字技术创造的很多隐性价值没被纳入,比如免费数字服务,大量被释放的闲暇等。
社会性指的是,技术对整体社会发展的贡献。
可衡量性指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过去很多不可衡量的行为、活动等得以被量化,可衡量性会受益于数字技术红利得到提升。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将数字经济纳入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这个问题已经很迫切了,“如果不尽快实践很可能会导致发展前进中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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